么会体现出与章学诚的不同特点?对此,我们不能不去探寻太炎先生的文化关怀。
首先,章太炎是一位激烈的反满斗士,对于夷夏大防,对于民族大义毫不含糊,他一度推崇乡贤黄宗羲,但1903年章太炎从日本秘密回国后,对黄宗羲的评价开始发生变化,指责“黄太冲以民夷待访为名,陈义虽高,将俟虏之下问”。“以死拒征,而令其子百家从事于徐、叶间”,再加他和康有为的分歧,康、梁尊黄,“……多持《明夷待访禄》”,章太炎反对康、梁改良主义立场,“常持船山《黄书》相角”,[56]正因为以上诸原因,在章学诚的浙东学派学术谱系中,黄宗羲退居若隐若无的位置,在章太炎后来写的《清代学术之系统》中:“清代作史者,首为万斯同的明史稿。”[57]黄宗羲连踪影也全无,
其次,章太炎在构筑浙东学派学术谱系时除了突出其史学之长外,还着意彰显浙东学派兼采汉宋和长于礼学的特点。这一思路不仅体现在指出万斯大和万斯同“称说《礼经》,杂事汉宋”,而且强调“浙东学术”“说《礼》者羁縻不绝”。其殿军就是黄式三和黄以周父子。这是因为太炎先生虽然以古文经学大师名世,但他承继乾嘉以来汉宋兼采一路思潮[58],尤其是其师俞樾“为学无常师,左右采获”的学风,对汉宋学力加调和,平息“汉宋争执”。[59]故侯外庐说:“他已经超出汉宋门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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