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奏报。第三步,由乾隆亲自批准。第四步,由广东政府派遣官员护送传教士进京。正如史书所记载的:“嗣后西洋人来广,遇有原进土物及习天文、医科、丹青、钟表等技情愿赴京效力者,在澳门令告知夷目呈海防同知。在省令告知行商呈明南海县,随时详报总督,具奏请旨护送进京。仅带书信等物件,由海防同知、南海县交提塘转送。”[35]
乾隆帝通过上述方法将有技艺的传教士招进宫中,为清廷服务。可是,对于传教士来说,西学不过是他们的敲门砖,传教才是他们的真实目的。对此,他们作过明确的表白。
法国耶稣会会长巴多明就曾对清朝大臣说道:“我们为了在朝廷、北京、诸省传布天主教,同时为了对皇帝尽最大的奉献,才来到中国的。”[36] 法国耶稣会士汪达洪则向乾隆的宠臣和珅明确表示:“来华之目的首在传教,次在为朝廷尽微力。”[37]
由此可见,在乾隆与传教士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关系。对于一方是重要的东西,对于另一方则是次要的。传教士始终希望能在中国传教,便极力争取乾隆的好感。他们一方面以自己的科学技术为清廷服务,一方面抓住一切机会,利用各种方法巧妙传教。
乾隆对居在京城、为清廷服务的传教士尚能手下留情,但对潜居各省、秘密传教的西洋人则严加惩治。他曾说过:“北京西士功绩甚伟,有益于国,然京外诸省西士,毫无功绩可言。”[38] 他的方针是留住前者,驱逐后者。
嘉庆帝继承了上述措施,并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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