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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通过在西方国家学习,以及实地观察、亲身体验,逐渐感悟到:西方国家之所以强盛并不全在船坚炮利和自然科学的发达,主要的还是由于它们先进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如议会、民主选举、新式学校、自由平等、博爱,于是便对西方*、法律、教育、历史等方面开始感兴趣,并着手翻译。这种看法也逐渐影响到国内的学界,成为一批有识之士的共识。高凤谦在《翻译泰西有用书籍议》中说: “泰西有用之书,至蕃至备,大约不出格致、政事两途。格致之学,近人犹知讲求。制造局所译多半此类。而政事之书,则鲜有留心,译者亦少。盖中国之人,震于格致之难,共推为泰西绝学。而政事之书,则以为吾中国所固有,无待于外求者。不知中国之患,患学在政事之不立。而泰西所以治平者,固不专在格致也。”[2]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的“上谕恭跋”中也说: “甲午之前,我国士大夫言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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