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的是南方地区。如江苏，“兄弟析烟，亦不远徙，祖宗庐墓，永以为依。故一村之中，同姓至数十家或数百家，往往以姓名其村巷焉。”[25]徽州地区，“城乡聚族而居”，“家多故旧，自唐以来数百年世系，比比皆是”。[26]徽州各大宗族都按一家一族来建立村寨，形成一村一族制度。随着宗族的繁衍，有的虽然分居外迁另建村寨，也仍保持派系不散。清初人赵吉士曾记述道：“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杂姓搀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出入齿让，姓各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文公家礼，彬彬合度。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之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虽数十世不改，而宵小不敢肆焉。”[27]这番话，道出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组织的典型情况。
徽商与宗族势力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徽商经营的原始资本，大多与宗族有关；徽商所雇佣的伙计，大多为族人；由于宗族势力在资金与人力上的支持，使徽人经商之势历久不衰；徽商在竞争中的进一步发展，如建立商业龚断、展开商业竞争、控制从商伙计等等，更是离不开宗族势力的支持。宗族势力促进了徽商的发展，徽商资本反过来也强化了宗族势力，支持了宗族组织的许多种事业与活动[28]。
在众多的江南家族中，普遍保持有一种重视文化的传统，有浓厚的尚文风气，它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这种传统与风气，得到了徽商的鼎力襄赞。
首先，广置族田。族田是家族的公共财产，包括义田、祭田、祠田、学田等，它除了为祭扫祠墓、迎神赛会、增修族谱提供费用，为赡济贫族、解决其衣食之困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用项，便是资助开办义塾，解决族人子弟的笔墨膏火之资，并为族中优异子弟提供科举应试的费用。如安徽婺源太白潘氏在明代合族建置义田百亩，“开太白精舍，供族内子弟入学”。清代，潭渡孝里黄氏宗族也从祠产中“开支修脯，敦请明师，开设蒙学，教育各堂无力读书子弟”[29]。皖省人文之盛，与族产所起的作用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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