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兴办族学。明清时期，地方上的启蒙学校，有以村落为单位举办的社学，也有以家族为单位开设的族塾。族塾，又称塾学、义学、义塾，它是家族组织的一个组成部分。江南地区的家族普遍重视兴办塾学，一般说来，一个聚族而居的大家族，都有一个族塾。辟房一间，聘请塾师一个，带领数个至十数个儿童，教他们认字读书。入学者必须是本族的子弟，办学经费来自族产。如安徽濡须胡氏《家规》说：“今公议置义塾，请一明师，……有能进步，公给迎学，庶礼义可兴，不湮没人才，实祖宗阴灵所欣赏也。”很多宗族都规定，族内子弟不论智力如何，皆入塾就学、识字读书，即使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也必须知书识礼，明白作人的道理。不用说，族塾对于文化的传播和儒家思想的灌输起了相当的作用。在我国华北地区，这种族塾则极少见。
第三，重视仕途。江南各地的家族，往往采取许多措施，着力培养族内人才去获取功名和跻身仕途。这一点，与徽商所拳拳者，完全一致。徽州《明泾胡氏龙井派宗谱》有一段很详细的记载：“凡攻举子业者，岁四仲月请齐集会馆会课。祠内供给赴会。无文者罚银二钱，当日不交卷者罚一钱。祠内托人批阅。其学成名立者，赏入泮贺银一两，补禀贺银一两，出贡贺银五两，登科贺银五十两，仍为建竖旌匾，甲第以上加倍。至若省试盘费颇繁，贫士或艰于资斧，每当宾兴之年，各名给元银二两，仍设酌为饯荣行。有科举者全给，录遗者先给一半，俟入棘闱，然后补足。会试者每人给盘费十两。为父兄者幸有可选子弟，毋令轻易废弃。盖四民之中，士居其首，读书立身胜于他务也。”[30]如此具体地对读书士子进行物质帮助和精神鼓励，用心可谓良苦。很明显，这是为了便于本族子弟在科场中竞奔，使其更有机会进入封建官僚阶层。而他们一旦仕途得志，又会反转来为本族族众增添无尚荣耀和提供*保障。有的学者在比较了华南和华北地区的情况以后说：“华北缺乏强宗大族，宗族成员中不能连绵地出现有功名者，其大多数地主都是普通地主。由于与政府没有任何联系，普通地主无法逃避地方官吏的‘敲诈’，在歉收时无法收齐地租。而在华南地区，士绅地主的经济力量是与国家政权联系在一起的，他们能非常胜任愉快地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不但可以防止官吏滥用职权，可以保证收齐地租，而且能够插手地方的统治。”[31]北方许多“士人读书，初志在取科第，及博得一衿，大半困于生计，无复进取之望。”有的地方甚至是“登高第者，数十年始有一人”民国[32]。江南地区之名门巨姓，历来人文蔚起，闾里多“朱门相望”，家室多“累世簪缨”，一家一族之中，常常有屡代科场连捷的，传为科名佳话。以安徽为例，有父子鼎甲传胪：太湖李长森（乾隆甲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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