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氏还把“礼”，尤其是把人伦道德视为振奋民心、重建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在《讨粤匪檄》中，他以维护人伦道德相号召，以此激发民众抗击“粤匪”、重建社会秩序的血性。他认为，来自太平天国的最大威胁不在军事上，而是太平军“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34]直接危及清王朝的社会秩序，威胁到国人赖以安身立命的伦理道德。从“礼”的角度攻击太平天国，确实极大地激发了传统士人，包括众多民众抵抗太平军的“热情”。

作为一个经世家，曾氏特别关注理论的实践性，故他将有关“礼”的思想简易化、实用化，以求在社会得到有效推行。统领湘军时，他以通俗易懂、琅琅上口的歌词来概括“礼”，以浅显的方式向农民出生的士兵灌输理学的人伦秩序、道德规则。使士兵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礼”的规则，自觉接受将帅的指挥，为“卫道”而战。把学理化的理学思想化为普通民众易于理解、记忆的顺口溜，使程朱理学、礼治思想成为下层民众可直接感触的“实在”，使理学在实践中“真正”发挥出经世的作用，这是曾氏的高明之处，也是他何以成为湘军统帅与精神领袖的重要原因。

为何曾氏要用“礼”来表述他经世致用的思想呢？这显示了他作为理学家的立场，表明经世致用是在程朱理学统率下的经世致用。他有这样一段表述颇能说明问题：“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其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35]由此似乎可以窥见曾氏以“礼”统摄内圣外王的用意了：于内而言，“礼”的修养，即正心诚意是为经世提供思想道德保证；于外而言，治国、平天下的终极目标就是维护与巩固“礼”制、传统伦理秩序。曾氏“中体西用”的洋务思想就是其“礼治”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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