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氏在中兴桐城前，已经树立起理学经世派大师的地位，“名重于京师”[29]，加盟桐城派后，又成为古文派的文章领袖。桐城派古文成为曾氏阐述其学术思想的重要载体。《圣哲画像记》，《<欧阳生文集>序》等文都是曾氏阐述理学经世思想的古文名篇。桐城派古文由于与科举时文联系紧密，极受清代士子的重视，故桐城派古文在有清一代影响甚大。作为理学经世大师的曾国藩以桐城派古文阐扬理学思想，自然对理学在咸同时期的重振起到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其二，姚门弟子只是意识到经世致用对重振理学的重要性，但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基本无所建树。而曾国藩不仅提出以“理”为核心的理学经世思想，还有兴起洋务与镇压太平天国的“经世”之功。

曾国藩理学经世思想中的重要观点是有关“礼”的思想，他直接将“礼”称为“治世之术”、“经济之学”。[30]他试图用“礼”来沟通理学与经世，使理学具体落实到士大夫的日常生活中。

曾氏把“礼”视为匡正人心、整治政事的灵丹妙药。“礼”似乎无所不能，不仅可以加强个人修养，还可治人、治军、治国。事实上，“礼”几乎就等同于经世了。他曾说：“盖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31]把“礼”直接等同于“经世之术”，其缘由在于“《周礼》一经，自体国经野，以至酒浆廛市，巫卜缮橐，妖鸟蛊虫，各有专官，察及纤悉”。[32]他所以对秦蕙田氏所辑的《五礼通考》赞赏有加，就在于该书“以天文算学录入为观象授时门，以地理州郡录入为体国经野门，于著书之义例，则或驳而不精。其于古者经世之礼无所不该，则未为失也”。[33]经世致用显然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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