柱就应该是宋学，学术的主导地位应易位给宋学。桐城派作为程朱理学的崇奉者，竭力宣扬理学在兴起人心风俗方面的重要作用。刘开认为，程朱之学“其所严辨者，皆纲常名教之大，礼义廉耻之防，是非得失之介，可以激发心志品节性情，所系日用出处者甚切”，能够“用以扶植世道，纲纪人伦”。[16]方东树说得直截了当：“必欲兴起人心风俗，莫如崇讲朱子之学为切。”[17]但他们在社会道德建设上并没有什么新主张，只是对程朱义理的老调重弹，毫无新意。
姚门弟子还将理学与经世、治世联系起来，表现出强烈的理学经世思想。姚莹认为：“夫志士立身有为成名，有为天下，惟孔孟之徒道能贯一。”[18]一生未仕的刘开也“负大志，区画世务，体明用达。”[19]他们不仅仅停留于口头上的宣扬，还在经世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其中尤以抗英英雄姚莹为突出。
道德重建与经世致用在姚门弟子那里是有机联系的，道德重建本身就是经世治世的一个重要内容。桐城派文士希望一个有所作为的士人应以宋学为载体，承担起道德重建与经世致用的双重重任。方东树对此表述得很清楚：“藏书满家好而读之，著书满家刊而传之，诚为学士之雅素。然陈编万卷，浩如烟海，苟学不知要，敝耗精神，与之毕世，验之身心性命，试之国计民生，无些生益处，……君子之学，崇德修慝辨诬，乘忿窒欲，迁善改过，修之于身，以齐家治国平天下，穷则独善，达则兼善，明体达用，以求至善之止而已，不然，虽著述等身，而世不可欺也。”[20]
姚门弟子虽认识到经世致用对重振理学的重要性，但他们相对低微的*地位、在整体上难以引人注目的经世实践，并未使理学摆脱原有的窘境。理学最终是靠以曾国藩为首的桐城派的经世之功才走向复兴的。
曾国藩加盟桐城派是在洋务运动前夕，即1860年左右。[21]曾国藩的加盟使桐城派迅速走向中兴。众多士子聚集到他的麾下，形成了一个以黎庶昌、吴汝纶、张裕钊、薛福成、郭嵩焘等为代表的具有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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