籍桐城,世传以为桐城派”。恒慕义主编的《清代名人传略》在论及方苞时就说:“方苞之所以受推崇,是因为他官高、年长,饮誉海内,也因为他是位皇帝称许的古文与八股文名家,这与他是桐城人毫不相干。”[5]但方苞是桐城人这个事实,却给桐城派的冠名提供了重要依据。
方、刘、姚三人都是桐城人的偶然性因素只为桐城派立派提供了外在的名称。桐城派所以能成为影响及于全国的学术派别,最根本的还在*因素。清朝的官方哲学是程朱理学,桐城派提倡的“义法”说,以及“义理、考据、辞章”三事合一的写作理论将古文与理学结合起来,利于理学的宣扬,故桐城派从兴起之初就成为清代官方哲学的宣扬者,方苞的“义法”说得到当政者的欣赏也就不难理解了。声誉鹊起的方苞的手下很快云集起大批门生,有趣的是,前后相继的桐城派三位始祖均是桐城人,他们的门生作为桐城人的学生,不管他是否桐城人,不可避免都与桐城产生了一定关系。从这个角度,既可理解桐城派何以桐城命名的原因,也可理解桐城派何以能超越区域文化的限制成为全国性学术派别的缘由。
上文的分析并非是要否认桐城的区域因素在桐城派形成发展中的作用事实上,桐城的灵秀山水与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也是孕育桐城派的不可忽视的因素。方苞、刘大櫆、姚鼐、吴汝纶等古文大家都是桐城人,说明区域地理人文因素是学术派别产生的催产剂。本文于此只意在强调桐城派是一个有全国性的文学、学术派别,故不能过于强调区域因素的影响。
二
桐城派正是超越了区域文化的局限,才有可能不为狭小的地域空间所限制,成为有清一代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文学与学术派别。从文学纬度论述桐城派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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