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法”说为其理论核心，所谓“义”，即是文章内容上以宣扬程朱义理、封建伦理道德为主；所谓“法”，即是文章形式上结构谨严，剪裁精当，文辞雅洁，平易畅达，声调抑扬，杂以说理，辅以考证。桐城派一般以康熙年间的方苞为初祖，1930年，桐城派殿军马其昶去世，桐城派至此才划上句号。其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初期桐城派以活动于康熙至嘉庆年间的方苞、刘大櫆、姚鼐为主要代表。这三人均为安徽桐城人，桐城派因此得名。中期桐城派主要活动于晚清时期，主要代表有梅曾亮、曾国藩、吴汝纶等人。这一时期的桐城派在时代变化面前，一方面承继桐城派先辈衣钵，一方面在古文理论与创作上都有所变革，一定程度跟上了时代变革的步伐。后期桐城派主要活动于辛亥革命以后，其遗老林纾、马其昶等人固守桐城派古文与程朱义理，在新文化运动中成为攻击的目标而走向消亡。
清代学术文化呈现出区域性文化的独特格局，不少学术、文学派别被冠以地名，如经学，有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以庄存与为代表的“常州学派”；史学领域，有以黄宗羲等为代表的“浙东史学” ；文学领域，有以张惠言为代表的“常州词派”，以恽敬为代表的“阳湖派”等。总体来看，桐城派在兴起之初是一个以桐城人为主体构成的学术派别。正是源于此，桐城派往往被视为具有浓厚区域色彩的学术派别。但值得注意的是：正如桐城派关于古文的理论影响及于全国一样，桐城派有关学术的主张也超越了区域的限制，与清代理学的发展息息相关。从这个角度看，桐城派又是一个超越了区域局限的学术派别。
事实上，桐城派在兴起之初就突破了地理区域的局限。
特定的地理环境是孕育区域文化的重要因素，故人们在探讨桐城派的兴起时，往往关注地理环境的影响。桐城派人士就常常将桐城派的兴起归结于桐城的秀美风光，方东树认为：“桐城于地势尤当其秀，毓山川之灵独多，人文最盛，……于是则有望溪方氏、海峰刘氏、惜抱姚氏三者出，日久论定，海内翕然宗之。”[2] 一些研究者也认为是桐城的奇丽山水孕育了桐城派文人。学术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但夸大桐城的地理环境对桐城派兴起的影响显然不能真正说明问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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