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道年间，中国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汉学家面对变局束手无策的窘况使知识分子纷纷调整学术路向，“对照现实的变局，汉学的无用性愈发明显，而宋学虽不一定是理想的选择，但当时复兴宋学的人还试着把学问与现实产生联系，而且发生过相当的效果”。[12]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理学开始走向复兴，并笼罩上强烈的经世致用的特点。

活动于嘉道时期的桐城派代表主要为姚莹、梅曾亮、刘开、方东树等姚门弟子。与桐城派前辈一样，他们对理学的哲理层面并无太大兴趣，他们的目标集中在道德建设与经世致用两个方面，体现出强烈的理学经世特点。

程朱的伦理道德在姚门弟子眼中具有重要地位，被他们视为重振乾坤的重要手段。在他们看来，以程朱理学为基础的道德信仰是社会须臾不可离的精神支柱，姚鼐的弟子孙鼎臣就认为，“今夫天下之不可一日而离道，犹人之不可一日而离食。”[13]他们认为汉学的流行使知识分子专注于训诂考证，宋学长期受到冷漠，直接导致了当时道德信仰的坍塌。刘开认为，汉学“详于名物度数而或略于义理之是非”，其末流 “以博为能，以多为贵”，“躬修心得，屏而不论”，使天下士子 “语以忠信廉节之事，则惊愕而不欲闻。”[14]姚莹甚至将鸦片战争的失败与汉学联系起来。他说：“自四库馆启之后，当朝大老皆以考博为事，无复有潜心理学者，至有称宋元明以来儒者，则相余诽笑。是以风俗人心日坏，不知礼义廉耻为何事，至于外夷交侵，辄皆望风而靡，无耻之徒，争以悦媚夷人为事，而不顾之辱，岂非毁讪宋儒诸公之过哉！”[15]

姚门弟子感叹风俗人心的沦落，实际上还包含着争夺学术地位的意味。既然汉学导致道德败坏，甚至天下失乱，那么支撑社会的精神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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