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扩展开来的意义看，区域因素对地方学术文化派别形成的影响，不应只局限于对某一特定地理空间的理解。局限于某一特定区域的学术派别可能会独树一帜，但绝不会扩展为影响追随者众多的、有全国性影响的文化派别。地理环境虽然对文化派别的形成有一定的关系，但本文于此更强调的是特定区域为某一学术派别的扩展所提供的区域关系纽带。具体到本文所论述的主体，可以表述为：在康熙至嘉庆初年，以方苞、刘大櫆、姚鼐等为代表的一批桐城籍古文家，以桐城为关系纽带，前后传承，互相呼应，使桐城派的影响逐渐扩大。因桐城这一特定区域而产生的各种人际关系，如同乡关系、亲缘关系、师生关系、学友关系使桐城派成员遍及全国众多省份，为桐城派突破区域局限，产生全国性的影响奠定了组织上的基础。

     考察桐城派的三位主要奠基者，方苞、刘大櫆、姚鼐，他们成名抑或相交相识均不在桐城。方苞曾说：“苞先世家桐城，明季，曾大父副使公以避寇乱，之秣陵，遂充居焉。”[3]可见，方苞只是籍贯桐城。刘大櫆始得文名，缘于在北京得到同乡前辈方苞的赏识。姚鼐的后半生主要在书院讲学，讲学的地点都与桐城无缘。虽然如此，桐城却是他们关系纽带的连接点，《清史稿·姚鼐传》在论及桐城派成派过程时说：“康熙间侍郎方苞，名重一时，同邑刘大櫆继之。鼐世父范与大櫆善，鼐本所闻于家庭师友间者，益以自得。所为文高洁深古，尤近欧阳修、曾巩。其论文根极于道德，而探原于经训，至其浅深之际，有古人所未尝言，鼐独诀其微，发其蕴。论者以为辞迈于方，理深于刘。三人皆籍桐城，世传以为桐城派”。[4]从这段叙述可以看出：“桐城”确实为清代古文一派的成派提供了区域纽带的重要作用。刘大櫆藉桐城同乡关系得以在京城拜识方苞，姚鼐受教于刘大櫆则是得益于伯父姚范与同邑刘大櫆之间的关系。也许是历史的偶然，三个前后相继的古文大家都是桐城藉，正是这种外在的偶然性联系引起了世人的注意，故“三人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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