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曾国藩理学思想的研究成果已经不少，结合本文主题，笔者于此强调两点：

其一，作为桐城派的曾国藩与作为理学家的曾国藩不是截然分开的，曾国藩的理学经世思想基本上都是以桐城古文来表述的。

古文家与理学家的身份在曾国藩身上是合二为一的，两者并不冲突。曾国藩所以在洋务前夕加盟桐城派，当然包含有借桐城派文章来为洋务运动摇旗呐喊的*目的，但他与桐城派在文学、学术思想上的契合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曾国藩与桐城派的联系源于他对古文的喜爱，据载：道光二十五年（是年曾氏25岁）“公寓长沙郡馆，会试不授，留京师读书，研究经史，尤好昌黎韩氏之文，慨然思蹑而从之。治古文词自此始”。[23]对古文辞的喜爱，自然使他注目于桐城古文一派，他曾说：“闻此间有工为古文者，就而审之，乃桐城姚郎中鼐之绪论，其言诚有可取”。[24]当时梅曾亮以古文名于京师，曾氏多次前往问学，以桐城正宗目之。曾、梅二人过往甚密，正如王先谦所说：“昔日梅、曾诸老，声之冥合，箫管翕鸣，邈然不可复得”。[25]

曾氏所以与桐城派中人“声之冥合”，还在于两者的学术思想主张基本相合，此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共宗程朱理学。曾国藩一生“致力程朱理学”，[26]这就与“学行继程朱之后”的桐城派取得了学术思想上的一致。二是共主汉宋调和。“义理、考据、辞章”三事合一是姚鼐的基本主张。面对汉宋之争，曾氏也明确表示自己于“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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