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理学的特征有两个：一是重伦理道德；二是重思辨。前者使理学体现出强烈的*、道德色彩；后者属于思维层面，理学的学术特征与价值主要通过后者体现出来。方苞以“义法”概括古文特征，通俗地讲，“义”相当于文章主题。程朱之“义”就是言简意赅的古文之“法”所着力表现的主题。在相当程度上，古文家试图以简洁生动的古文诠释理学，用充满温情的面孔向世人兜售程朱义理，以达到维护、重建道德规范的目的。关于这一点，强调“义理、考据、辞章”三事合一的姚鼐阐释得尤为清晰：“夫古人之文，岂第文焉而已。明道义、维风俗以昭世者，君子之志；而辞足以尽其志者，君子之文也。”[8]作为文章家的桐城派主要是在道德层面上追随理学，通过“文以载道”的形式以卫道护道，故对理学“重思辨”的思维层面少有承继，在学术上少有发展。全祖望就这样评价方苞：“世称公之文章，万口无异辞，而于经术已不过皮相之。”[9]在学术上少有发明，是清代桐城派与宋学派的共有特点。

宋学虽居于清代官方正统学术的特殊地位，但乾嘉时期的学术主流却是汉学。方苞、姚鼐等人追随程朱理学，对程朱理学在乾嘉时期的延继与影响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梁启超在谈及此点时说：乾嘉时期，汉学兴盛，“学风殆统于一。启蒙期之宋学残绪，亦莫能续。仅有所谓古文家者，假‘因文见道’之名，欲承其祧，时与汉学为难。然志力两薄，不足以张其军”。[10]梁启超将乾嘉时期的理学传承之功仅归于古文家，有失偏颇，[11]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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