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由于时势变迁，曾国藩与其先师姚鼐在对待道与文的关系上也有不同之处。曾氏不仅主张“载道”，而且强调“卫道”，强调“卫道”与“立言”的结合，强调辞章的经世价值。他说：“苟于道有所见，不特见之，必实体行之；不特身行之，必求以文字传之后世”[43]，“仆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过于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44]。这种“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的文学观，表明了作为理学家和*家的曾国藩的明显的文学功利倾向。
考据之学同样为义理和经济所用。针对乾嘉以后汉宋两家门户之见日炽的情势，桐城派始祖姚鼐提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合一的主张，实质上是想通过宋学对汉学的让步来求得自身的发展。曾国藩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主张“一宗宋儒，不废汉学”，汉宋兼容，从而达到提高理学地位的目的。他鄙弃汉学“辨物析名，梳文栉字，剌经典一二字，解说或至数千万言”的治学方法和“一切变更旧训”非毁宋儒的思想内容[45]，但却积极肯定其实证有据的合理内核。他认为：“乾嘉以来，士大夫为训诂之学者，薄宋儒为空疏；为性理之学者，又薄汉儒为支离。鄙意由博乃能返约，格物乃能正心。必从事于《礼经》，考核三千三百之详，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细，然后本末兼该，源流毕贯。虽极军旅战争，食货凌杂，皆礼家所应讨论之事，故尝谓江氏《礼书纲目》，秦氏《五礼通考》，可以通汉宋二家之结，而息顿渐诸说之争”[46]。这就是说，“考据”是“明礼”的手段，“明礼”是“考据”的目的，考据是为义理服务的。为进一步给考据为义理服务找到理论依据，曾国藩还在更高层次上展开了讨论。他说：“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乎？”[47]他把朱熹的“即物穷理”说与顾炎武的“实事求是”说巧妙地附会联系在一起，从而为人们构画出了一条考据→明经→经世的学术发展路线。他的这种“今日言治术，则莫若综核名实；今日而言学术，则莫若取笃实践履之”的汉宋兼容思想，既明确界定了考据与义理之间的关系，也丰富了理学经世思想的内容。
通过以上反复论证，曾国藩最后总结道：综观天下之学,“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词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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