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由三而延分为四，在提高经世之学地位的同时，也加强了义理独尊一统的地位。“苟通义理之学，则经济该乎其中矣。程朱诸子遗书具在，曷尝舍末而言本、遗新民而专事明德？”[38]曾国藩通过整合理学与经世之学，提出理学经世思想，实即意味着把孔子的“德行”、“政事”两科合而为一，既强调了理学“事功”的内涵和合理性，又使政事(经世)不脱离义理的控制。道德为本，经济为用，一并为义理所统辖，这是曾国藩对义理作出的新解释。对于义理与经济、辞章的关系，他在致诸弟的家书中指出：“盖两汉以至如今，识字之儒约有三途：曰义理之学，曰考据之学，曰辞章之学。各执一途，互相诋毁。兄之私意，以为义理之学为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门。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39]联系其礼学思想不难看出，学礼即是“经济”之术，“政事”即是推行礼治，文章不过是发挥义理、倡导礼治的工具而已，义理地位至上无尚。

　　“辞章”之学不仅为“义理”所统辖，而且为“经世”所利用。曾国藩认为，“辞章”是用以载道，阐扬“义理”的。他说：“辞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40]“今日欲明先王之道，不得不以精研文字为要务”；道无文则无以致远，道“必求以文字传之后世”。“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于文字者也，能文而不知道者或有矣，乌有知道而不明文者乎？……道之散列于万事万物者，亦略尽于文字中”。“其于百家之著述，皆就其文字以校其见道之多寡，剖其铢两而殿最焉”[41]。郭嵩焘在曾氏的墓志铭中对此评说道：曾氏“穷极程朱性道之蕴，博考名物，熟读礼典，以为经世宰物、纲维万事，无它，礼而已矣。浇风可使之醇，敝俗可使之兴，而其精微具存于古圣贤人之文章。故其为学，因文以证道。常言：载道者身也，而致远者文，天地民物之大，典章制度之繁，唯文能达而传之”[42]。曾国藩不仅反复阐述文章对于义理的重要性，而且还身体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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