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理学经世思想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现实社会的剧变、时局的刺激是这一思想生成的重要基础。从曾国藩文集看，他对当时的社会危机已有较为深刻的认识。他在与友人的书信中多次指出：时局已是“百废莫举，千疮并发，无可收拾”[1]；吏治人心，毫无更改，军政战事，日崇虚伪，“劣兵蠹役，豢盗纵盗，所在皆是”[2]。其中，他尤其对虚浮不实的社会风气感慨良多：“近世以来，士大夫相与为县遁之言。县遁者，设与之论东方，则泛称西事以应之，又变而之北，或变而之南。将东矣，则诡辞以遁之，虚悬其语而四无所薄，终不使其机牙一相抵触。友朋会合，咨寒而问暄，同唯而共诺，漠然不能相仁。臣下入告，则择其进无所拂，退无所伤者言之。一有不安，终不敢言。一时率为孤县善遁之习。背怨向利，所从来深已。”[3]士林习于优容苟安，以干禄为鹄，下以此求，上以此应，学者以此学，教者以此教。曾国藩自称“目击此等风味，盖已痛恨刺骨”[4]，时病秕政所产生的忧患意识激发起曾国藩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国藩从宦有年，饱阅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象，盖已稔知之，而惯常之积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5]这种历史责任感实即经世入世的精神。在儒家文化中浸染成长的曾国藩，自然而然地把社会危机的原因归诸人心的陷溺，归诸礼崩乐坏，归诸儒家伦理道德的缺失。顺理成章，以理学为核心的孔孟之道成为他匡扶救拯的药方。这样，在社会剧变的影响下，理学名儒曾国藩蒿目时艰，慨然有触于胸中之所积，发出“以己之所向，转移风俗，而陶铸一世之人”的呼声[6]，走向经世致用，建构起理学经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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