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遂以朱子之书为日课，始肆力于宋学矣”[17]。在孜孜研求理学的同时，曾国藩还与“蒙古倭仁公、六安吴公廷栋、昆明何公桂珍、窦公垿、仁和邵公懿辰及陈公源兖等往复讨论，以实学相砥厉”[18]。对此，他在日记中记下了这样一个镜头：“至镜海(唐鉴)先生处，问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先生言：当以《朱子全集》为宗,……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内’”[19]。唐鉴、倭仁、吴廷栋等人都是当时声望卓著的理学家，讲究义理而不忘实行。与唐鉴等的交游，强化了曾国藩的理学信仰，促进了曾国藩理学与经世之学的结合。
不过，倭仁等理学家侧重于修身，严守宋儒的主敬工夫，而短于外在事功的建树。曾国藩不同于侪辈之处，恰在于他对经世思想的进一步发挥。在林则徐等抗英派被革职、改革派在*上受挫之后，曾国藩的认识水平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他认为：理学─→经世─→躬行才是理学经世思想的全部，而且只有躬行才是理学经世思想的真正价值所在。对此，他在致诸弟的家书中进行了较为详尽的阐释：“近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始知范、韩可学而至也，马迁、韩愈亦可学而至也，程、朱亦可学而至也。”“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尤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尤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尤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尤之，蛮夷猾夏则尤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尤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尤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尤也。”[20]一言以蔽之，只有从内圣达到了外王，建功立业，才是真正的贤人，才是圣者，才是君子！
第三时期，离京以后，曾国藩兴办团练，剿杀义军，举办洋务，在躬行践履中丰富和发展了理学经世思想。
道光末年，曾国藩出都南下，目睹因循苟且之陋习，乱政曰亟之弊风，往日蕴结在胸中的理学经世思想怦然而发，躬行践履，付诸实施。而经世治世的实践，反过来又促使他摒弃儒学门户之见，汲纳百家，一统于义理，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理学经世思想。这一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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