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曾国藩理学经世思想的内部结构看，其突出特点是抉发仁学与礼学的新意，以仁学与礼学为纽带和桥梁，将理学与经世联结和合在一起。

“仁”与“礼”是儒学体系中两个核心范畴。较宽泛地讲，前者侧重于伦理关系，旨在维护“亲亲”、“尊尊”等级制度的伦理观念和心理模式；后者侧重于*制度，旨在维护“亲亲”、“尊尊”等级制度的统治体系与社会秩序。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虽然是紧密联系、相互制约的，但也有主有次。内在的人格修养服从外在的*制度，外在的*制度规定内在的人格修养。基于此，孔子视“克己复礼”为理想的社会境界：“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孟子在孔子“仁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仁政”、“王道”的思想，主张“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孟子·公孙丑上》），将“不忍人之心”作为“仁政”“王道”的必要条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基石，以求通过内在道德修养的完善实现对外在事功的追求。无论是孔子“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的呐喊，还是孟子“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孟子·公孙丑下》）的自信，实质都是主张以积极入世的态度去掉人们心中的迷惘，人心化“仁”而天下归“礼”。换言之，也就是由“内圣”而达“外王”的境界和目的。

曾国藩对孔、孟元典中的“仁”“礼”学说推崇备至。他说：“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其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25]与此同时，曾国藩还从孔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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