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从株守宋学到汉宋兼容。曾国藩从株守宋学到汉宋兼容，始于道光末年，成于咸同年间。道光末年，正是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农民革命风暴即将来临之际，但作为封建专制统治思想支柱的汉、宋二家，门户之争依然很深，“党同妒真，判若水火”，严重削弱了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整体功能。对此，曾国藩指出：“君子之言也，平则致和，激则召争；辞气之轻重，积久则移易世风，党仇讼争而不知所止”[21]，十分有害于封建统治。因此，从道光末年起，他一再倡言，并身体力行地调和汉宋两家的矛盾，兼容汉宋之长，以协调封建主义文化阵营内部各个*思想派别的矛盾，共同对付农民阶级的反抗。曾国藩“一宗宋儒，不废汉学”思想的确立[22]，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理学经世的功能。
第二，从排斥陆王到取彼之长。为了更好地实现理学经世的抱负，曾国藩彻底改变了以往排斥陆王的态度。他一方面对王守仁镇压义军大加赞扬：“大率明代论学，每尚空谈，惟阳明能发为事功。”“且谓‘明季流寇，祻始于王学之*诐’，岂其然哉！”[23]一方面积极消解朱、陆之间的门户之见：“朱子五十九岁与陆子论无极不合，遂成冰炭，诋陆子为顿悟，陆子亦诋朱子为支离。其实无极矛盾，在字句毫厘之间，可以勿辨。两先生全书俱在，朱子主道问学，何尝不洞达本原？陆子主尊德性，何尝不实征践履？”[24]这与汉宋兼容有异曲同工之效。
此外，到咸丰、同治年间，内忧外患叠相而至，满清王朝几无一片净土。面对严酷的时局，曾国藩无暇计较，举凡可为经世致用者，如申韩之术、庄老思想、禹墨之风，统统囊括于其大理学之中，为其所用。理学经世思想在实践中走上了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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