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亦禀焉。一息尚存，不敢不勉”[9]。“仆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10]。二是仁礼并重的修齐说。他认为：“昔仲尼好语求仁，而雅言执礼；孟氏亦仁、礼并称。盖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急于礼”[11]。“内圣”“外王”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先秦时期这种内外并重的思想与宋代新儒家“修齐治平”、讲求事功的八条目是两相一致的。曾国藩后来的思想就是缘着这种一而二、二而一的方向发展的：一方面讲求身心修养的“内圣”之学，理学可视为其表现形态，一方面重视辅物济时的“外王”之学，经世之学可看作其表现形态。
儒家的经世意蕴和仁礼主张埋下了曾国藩理学经世思想的胚胎，而湖湘学风则哺育了这一胚胎的发展成长。曾国藩出生的湖南，在清季经济文化相对闭塞落后，因此程朱理学自宋以来一直在此地独领风骚，即使在考据之风盛行全国之时，亦占绝对优势地位。有人描述当时的情形说：乾嘉以来汉学风行海内，“而湖湘尤依先正传述，以义理、经济为精宏，见有言字体音义者，恒戒以逐末遗本。传教生徒，辄屏去汉唐儒书，务以程朱为宗”[12]。此外，还有魏源所辑《皇朝经世文编》一书的影响，“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用世之志”[13]。这样，以义理为宗，经世为用，构成了曾国藩理学经世思想的滥觞。
第二时期，入京以后，曾国藩遍结名师，精研“义理”，切磋“经济”，进一步明确了理学经世的取向。
曾国藩自道光二十一年入京升居翰林后，眼界大开，耳目一新，思想得到进一步升华。他曾颇有感慨地说：“仆早不自立，自庚子(道光二十年)以来，稍事学问，涉猎于前明、本朝诸大儒之书，而不克辨其得失”[14]，自从闻“桐城姚郎中鼐之绪论”，始开闭塞，而知有所谓学问之取经，是以“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15]。姚鼐是桐城学派的宗师，以文名于乾嘉之世，但意不仅仅在文辞之间。“其论文根极于性命”，“探原于经训”，以为“必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16]。经由姚师启蒙，他又师从唐鉴“讲求为学之方”，得“唐公专以义理之学相勖，公(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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