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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理学经世思想探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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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9:03:0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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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仁”、“礼”学说中抉发出了新意。一方面，他强调“礼”的内涵多指“经济之学”、“治世之术”。他明确表示：“尝谓古人无所云经济之学、治世之术,一衷于礼而已。”[26]“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27]他认为学“礼”也就是学“治世之术”，其原因就在于“《周礼》一经，自体国经野，以至酒浆廛市，巫术缮稿，夭鸟蛊虫，各有专官，察及纤悉”[28]。《五礼通考》“于古者经世之礼之无所不该，则未为失也。”[29]可见，曾国藩的所谓礼治，实质就是理学经世思想的具体化；所谓经世，实质就是推行封建礼治，维护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秩序。另一方面，他强调“礼”即“理”也,“理”“礼”相通的诠释，把“理”作为至高无尚、君临万物的先验性本体。“理”无所不包，无所不在。它在人事上的体现，就是以“礼”为主要内容的封建纲常；它在*上的体现,就是以“礼”为核心的封建礼治。用曾国藩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先王之道，所谓修己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30]。这样，义理与经世在“礼”身上实现了统一。以此为基础，曾国藩进一步指出：“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可分，特其施功之序，详于体而略于用耳”[31]。“义理”包举“经济”，“经济”服从“义理”，理学为体，经世为用，“大本内植，伟绩外充”。经过如此阐释和抉发，义理和经济再不是天各一方、两极对立的事物，而都成了礼学的题中应有之意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而，曾国藩建构起了以“内期立身，外期辅世”为特色的理学经世思想。
曾国藩以“体”“用”论说义理和经济，旨在实行和实现道德主义与功利主义在礼学中的胶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这种创造性的胶合中，蕴含着深远的学术用意和丰富的社会内容。第一，当时士大夫“皆以考据为事，无复有潜心理学者”，“是以风俗人心日坏，不知礼义廉耻为何事。至于外夷入侵，辄皆望风而靡，无耻之徒，争以悦媚夷人为事，而不顾国家之大辱”[32]。透过这种恶劣的学风和世风，曾国藩看到了“舍经术而专言经世，其蔽有不可言者”的深层问题[33]，也就是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了伦理与德治对于中国社会的重要作用，因而主张以理学经世，以扭转中国的学风和世风。第二，晚清从事经世之学的人们，咸多“恶夫饾饤为汉，空腐为宋”[34]，而实力讲求“致用”。在他们专心注目于功利的时候，曾国藩还看到了伦理道德的重要作用，主张经世应以义理为宗。在历史发展长河中，功利主义代表着社会的进步性，但曾国藩把功利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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