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屑琐碎，脱离现实，已不适应时代的需要。“乾隆末年以后，学者‘绝对不问*’的局面已开始改变，今文派兴起，想在乾嘉间考证学的基础之上建设顺康间‘经世致用’之学”。不过，今文经的“微言大义”并没有脱出乾嘉考据的窠臼，因而也没给末世王朝带来多少生机或绿色。结果，在“洪杨乱事前后，思想界引出三条新路，其一，宋学复兴。乾嘉以来，汉学家门户之见极深，‘宋学’二字，几为大雅所不道，而汉学家支离破碎，实渐已惹起人心厌倦，罗罗山(泽南)曾涤生(国藩)在道咸之交，独以宋学相砥砺，其后卒以书生犯大难成功名。……自此以后，学人轻蔑宋学的观念一变。换个方面说，对于汉学的评价逐渐低落，‘反汉学’的思想，常在酝酿中”。[7]正是在这一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曾国藩将表面看似不相关联的理学与经世之学结合在了一起。具体说来，曾国藩理学经世思想的形成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
第一时期，入京以前，曾国藩究心“先儒语录”，功于“翰林词赋”，在湖湘学风的熏陶下埋下了理学经世的种子。
这一时期，曾国藩除研读帖括应试之文外，先秦儒学是他的必修课业。他5岁入学，9岁读完五经，15岁读《周礼》、《仪礼》兼及《史记》、《文选》，孔孟之学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大者至少有二：一是入世经世的价值观。儒家对君国天下的责任感和进取有为的人生态度极大地激励了曾国藩，他宣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学，……国藩不肖,亦谬欲从事于此”[8]。他不仅把远古先王与周公、孔子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而且把周、孔的事业作为自己终身致力的目标：“周公之林艺，孔子之多能，吾不如彼，非吾疚也。若其践形尽性，彼之所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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