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此四阙一不可”[48]。以义理、词章、经济、考据对应孔门四科，同时又以“圣人经世宰物，纲维万事，无他，礼而已矣”[49]，以礼统摄义理、词章、经济、考据四科，由理一分殊又回到义殊归一，既完成了他理学经世思想的系统论证，同时也充分表现了曾氏具有“姝姝自悦”于一先生之说的门户中人所缺乏的历史眼光。
曾国藩这种独具特色的理学经世思想，是对传统儒学的发展。一方面，它使儒家的不同学说在对应于孔门四科之中“通结”、“息争”了，融为礼学内“阙一不可”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它又明确宣布“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50]。这样，义理、经济、考据、词章便在礼学中融为了一体，从而贯通了久已变为儒学内外两端的德与事、经与史、道与文、学与治的分野。因此，曾国藩的理学经世思想既再现了传统儒学“内圣外王”的本质精义；同时，义理以“立德”为本，经济以“立功”为事，词章以“立言”为志，它又成了儒家“三不朽”理论的集装箱。
总而言之，曾国藩凿通理学与经济之铁幕，抉发仁学与礼学之新意，重释义理、辞章、考据、经济之关系，从而建构起了理学经世思想。从学术分流上看，这种理学经世思想极其相似于先秦儒学“一儒分八”的历史故事，但在理论逻辑上，它又是逆向倒行，八儒汇归于一，汇归于理学经世之中。因此，曾国藩的理学经世思想是传统儒学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特殊发展，它必能给中国近代历史留下深深的实践性印痕。
（资料来源：中华文史网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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