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有关史料记载，康熙曾读过一些有关天主教的书籍，和传教士讨论过宗教问题。他对天主教的兴趣源于西学，他对天主教的好感主要源于传教士的合儒策略。正如传教士所说：“康熙皇帝研究西欧科学的好学心，也导致这位皇帝对于我们天主教的研究。” “虽说康熙皇帝是个*家，但他如果对天主教和儒教的一致性稍有疑虑，就决不会许可天主教的存在。”[3]
耶稣会士的科学知识、对清廷的高效服务、合儒补儒的传教策略，使康熙帝认定天主教不是邪教异端。二十六年四月十三日（1687年5月23日），他明确指出：“地方官禁止条约内，将天主教同于白莲教谋反字样，此言太过，着删去。”[4]
二十八年（1689年），康熙南巡。途中，他遍寻教堂，召见传教士。这实际上是他对各省天主教状况的一次实地考察，是在广大臣民面前公开表示他对天主教的兴趣与好感。
三十一年（1692年），康熙颁布了著名的“宽容敕令”，公开解除了禁教令，允许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这道敕令，在入华传教士的眼中，它标志着天主教在中国的“黄金时代”的到来。但实际上，它的含义是耐人寻味的。它着重强调传教士为清廷做出的贡献，并没有对天主教这个宗教做出好评。它仍然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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