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人容教”,带有酬谢的意味。
不过,康熙的思想并未停留在一个地方。随着他与传教士关系的发展,他对天主教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曾为教堂亲题匾额、对联、诗词。从这些文字看来,他不仅对天主教教义有一定的了解,而且可以说已有认同的迹象。
在他看来,儒学讲苍天、上帝。天主教讲天主,与中国的儒学并不矛盾,至少与中国的天道思想是相近或相似的。他多次说过:“尔天主教徒敬仰天主之言与中国敬天之语虽异,但其意相同。”[5]
然而,传教士内部的礼仪之争却使这一局面迅速逆转。为了便于在中国传教,以利玛窦为首的一批耶稣会士顺从中国礼仪,对教徒的祀祖、祭孔、敬天均不禁止,并以天或天主来称上帝。但是,一部分传教士则斥为不当。康熙末年,礼仪之争达到高潮。康熙帝深切地感受到天主教与中国儒家思想的严重对立。他对大臣说道:“汝等知西洋人渐渐作怪乎?将孔夫子也骂了。”[6]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教皇克莱孟十一世派特使多罗来华,发布禁条,实行干涉。康熙帝耐心地向多罗解释中国的礼仪,态度明确而坚定。康熙帝还令传教士带信给多罗。传教士因此向多罗说道:“你起初来时,曾面奏过谢恩外并没有甚么事,如今只管生事不已。我们在中国也不多,不在中国也不少。我们甚是无关。你当仰体皇上优待远臣恩典,自今以后再不可听颜当等的言语生事。万一皇上有怒,将我们尽行逐去,那时如何?你后悔也迟了。不如听我们的话,悄悄回去罢。”[7]
但是,多罗顽固不化,死硬对抗。他在南京发表公函,公布了教皇禁止中国礼仪的文件,要求中国教会无条件地执行,否则处以“弃绝”的重罚。结果,他被驱逐出境,拘禁于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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