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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以来东北草原的开发及其生态环境代价

时间:2007-3-10 10:30:33  来源:不详
大清会典》卷222。)各盟旗均有其游牧区域,“凡疆理,各识其山河之名而表以图,以定其游牧,无山河则树之鄂博”(注:《光绗大清会典》卷64。)这些牧场属于国有,称为“蒙地”,由清政府赐予蒙古王公占有和使用。在清政府实行封禁政策后,蒙地也列入封禁区,禁止汉族流民进入蒙地开垦耕作。
    清廷为了保证军马的供应,在东北草原的南部的大、小凌河流域还设立了两处官牧厂,即广宁盘蛇驿牧厂和锦州大凌河牧厂。这两处官牧厂以养马为主,长期保持骟马10群、骒马24群,牧养军马13600匹的蓄养规模,由兵部管理。此外,清廷为了保证皇室需要,还在今彰武县境内设立以蓄养牛羊的养息牧牧厂,额定蓄养红牛4000头、黑牛1000头、羊1万只,有蒙古牧丁1190人。由内务府管理。
    虽然清政府对蒙地实行封禁政策,流民的进入和土地的开垦均受到限制,但是汉族流民始终没有停止北上西进的步伐,农业垦区沿着柳条边西侧不断向草原扩展。乾隆十三年(1748),土默特、喀喇沁两旗境内查出流民私垦草场247500亩,清廷虽然宣称今后严禁再行私垦,但对已垦土地仍准流民继续佃种(注:《东北边政通考》第224页。)。乾隆十四年(1749)发现翁牛特、巴林、克什克腾、阿鲁科尔沁、敖汉等部蒙古王公“出典开垦”土地,说明蒙古草原地区不断有新的流民迁入。当时,“远来垦荒就食之民”,广泛分布于西喇木伦河以南地区。随着汉族流民聚集愈多,草原的农业开发愈快。如塔子沟地区,乾隆中叶已经是“百谷殖焉,桑麻树焉”,而且出现了“蛮子(汉人)与蒙古杂处,蛮子耕蒙古地,输其税于蒙古,蒙古则畜牧而已”的历史局面(注:《滦阳录》卷1。)。敖汉旗也是蒙古王公“招民垦种”,汉族流民出押租钱耕种,“民人挟资携眷陆续聚居”此地,“数十年来,生齿日繁”,至嘉庆初年敖汉旗已以“人烟稠密”著称。由于垦种渐多,使蒙古牧场有所缩小,蒙古王公要求驱逐垦种的民人。清廷鉴于“民人垦种年久,既出地价,业费工本,眷口众多,难以迁移”,不同意撵逐,仍准“给与印照,按亩交租”(注:《清宣宗实录》卷430。)。
    乾隆中叶,科尔沁“蒙古各部落因有闲荒山场,恳请招民开垦”。清政府批准了这一要求,于是流民迅速进入科尔沁左翼各旗,很快就在前、中两旗出现了近80个流民村屯。科左后旗包括今辽宁省昌图及康平的一部分。清政府在关内发生大灾荒的情况下,推行了“借地养民”政策。嘉庆七年(1802)批准科左后旗于常突额勒克等处“招民垦种,所收租银,作为该旗当差度日之用”。至嘉庆十一年(1806),仅仅四年时间,常突额勒克“流寓民人已有数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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