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学博士内藤湖南先生以昭和九年（1934）六月二十六日病殁京都，享年六十有九。先生为彼邦漠学耆宿，治中国史卓然有所建树，新进学子多出其门下。先生自言，早年颇热心于*，又常有志研究日本文学及艺术，三十岁后志趣犹未集中于史学。故虽早应“支那通”之号，其初期著述乃偏重于论列中国时事，富有宣传性质。如《清朝衰亡论》，《支那论》，《新支那论》诸书，固不无箴贬得当处；然究其用意，则在导谕日本人士以常识，作来华之基础，迥不足与言学术。迨弃新闻记者生活后，始专力于学问。举凡史学文学金石目录书画无不涉及，皆有所成就，而以史学为中心。其方面之广，精力之强，遑论日本，即我国近代学者中亦不数觏焉。盖先生汉文根底极深湛，复与中国学者罗叔言、王静安诸先生相友善，故治中国史学，于资料之搜集，文义之解读，均无甚困难。而其目光之犀利，资料之运用，则多少亦受西洋学风之影响。先生曾谓早年业新闻记者，故涉猎广博，迨晚年专治史学，向所究究心者，亦皆足资利用。盖自博返约，先生得之矣。其于史学最致力中国上古史及清初史地，重要论文皆载《研几小录》、《读史丛录》二书；而史学方法及中国史学史亦曾三致意焉，惟发明较少耳。考其所以致意清初史地之由来，仍不外日人经营我东三省政策之一面，观满蒙丛书所收东北史地诸书之解题，强半出先生手，斯可以窥其意向所在。先生于中国史学家最服膺唐之杜君卿及清之钱竹汀、章实斋。窃谓先生趣味之博大，成就之精深似竹汀；其注意于修史方法及中国史学史乃承受实斋衣钵；而探讨我东北史地，不遗余力者，斯又君卿述作之征诸人事，施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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