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设制造了重重障碍。载至1926年，“吾国商埠中之有电车设备者，仅上海，香港，天津，大连，抚顺，及北京，合计不过六处”[3]。而且，即便在这些城市里，电车的数量也极为有限，不敷交通需要。北京电车公司屡次对乘客的“攀登车顶、攀跨车门或车身前后及机拖车中间种种情事”提出抗议，有时竟转由华北“剿匪”总司令出面禁止[4](p523)。其实，这种“挂票”事件的发生，固然与乘客的愚昧卤莽有关，但其根源则是人多车少的矛盾。因此，人力车与电车虽存在性能优劣的区别，但同样都为城市公共交通所必需，缺一不可。
然而，电车的开设不可能不对人力车产生影响。从长时效来看，这应是一个逐步取代的过程；短期内则表现为人力车夫工作环境与生活质量的更加恶劣。后者是人力车夫的切肤之痛，也是社会关注之所在。自人力车问世以来，人力车夫便是一个辛苦困苦而所得有限的阶层，其收入若能勉强糊口果腹已属欣幸之事。由于缺乏积蓄，他们脆弱的生活几乎经不起任何波折与打击，一天的失业便会导致生活难以维持，几天的遭遇则会威胁到他们的生存。报纸所载车夫*的几则案例，从一个侧面可以印证这一事实。北京安定门外住户郑某，向以拉车维持8口之家，1922年5月竟因“买卖不佳，无法生活”而于屋内自缢身亡[5]；1924年7月，武昌某车夫王某，因足下生一肿毒而被迫歇业，感念家徒四壁的悲苦生活而自割咽喉[6]；1932年7月，保定某车夫拉一乘客至河北高阳，言好车资一元，到家再付，不料该客至家抵赖，不但不给车资，反将大门关闭。车夫被逼无奈，竟用裤带在该户门上吊死。据事后探知，该车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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