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这种思想，在阎锡山的军队里，除了军事编制外，还存在各种名目的团体，如“军人法政讲习所”、“军政研究会”、“军人演讲会”、“军人洗心社”、“自省堂”，以及其他教育或研究班、学习小组、讨论会等等。“所有的这些小组织都受阎的直接领导，有事向阎直接反映”（注：《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3期，第94～95页。）。同时也是有组织的精神灌输的场所，如“洗心社”每周举行自省活动，自省时先做宗教式的静默，然后由讲长大讲孔孟尊君之道，或者王阳明的学说。 

　　阎锡山的特殊之处还在于他对于山西的农村进行了改造，他打乱原有的村落结构，重新设置编村，编村之上设置许多层级的监管官员，在编村之内设置许多乡村组织，村长和村副属于正式的行政干部（“干部”一词大概是阎锡山最早从日本引进，用在实际*上的），一方面推行现代意义上的“新政”，一方面对老百姓进行全方位的管理，定期进行各种形式的检查，凡有不合乎标准的人，就送到“新民工厂”进行劳动改造。由于从前的政权基本上没有下到县以下，晚清的地方自治，乡村的自治团体从来没有过像山西村干部这样大的权力，所以山西所有的50多万村干部成为阎锡山统治（除军队以外）的另一个基础。山西除了他以外，没有任何人能管得了。 

　　在实行编村制度的同时，阎锡山还实行了“在乡军人”制度，把一部分军官和士兵派回原籍乡村，保留他们的军籍和军饷，以他们为种子，组织乡村保卫团，平时有“辅助地方官缉捕保卫之责”（注：阎锡山：《乡兵制度》，《东方杂志》，第19卷第13号。），战时则扩充为正规军队参战。而且每年在乡军人要集中调操一次，由军队统一发给食旅等费用。 

　　实际上，阎锡山把山西变成了一个军事化、警察化的大兵营。据说在编村*搞得最好的时候，甚至连乞丐也必须挂腰牌，腰牌正面是乞丐第几号，姓名籍贯，背面印有准许行乞时间。（注：长沙《大公报》，1922年4月20日。）省里监狱如果有囚犯越狱，几天工夫就可以被抓回来，因为乡村里头没有任何人敢藏匿他们，也藏不住。 

　　阎锡山没有像其他军阀那样，将维系的视野仅仅局限在军队上，而且是把吸取来的维系资源，转化为对整个统治区域的立体改造，创造出一个别样的空间。在1920年代，阎锡山的山西有着全国军阀中最大的名声，甚至得到了许多西方人的赞许，被誉为“模范省”。 

　　冯玉祥和阎锡山都属于思想资源引进型的军阀，在当时都有很好的名声和很不错的效果，但实质上却有凤鸭之别。冯玉祥虽然从形式上做得十分感人，但基本上未脱“吴起吮痈”式的带兵和小农熟人团体的窠臼，在军事现代化的道路上走不太远。而阎锡山的眼光则放得很远，往往又趋新又时髦，虽然立足学习日本，但苏俄的社会主义，中国定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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