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冯玉祥解释的基督精神就是勇敢和乐于牺牲。冯玉祥认为，要学习基督为救世不怕牺牲的精神，作为信仰基督的军人，应该报定耶稣“只能杀我身体，不能杀我灵魂的人不要怕他”的信念，勇于冲锋陷阵。（注：冯玉祥《我的生活》，第296页。） 

　　第四，冯玉祥还认为基督教具有互济的意识，所以他在提倡基督教的时候，着意强调“团结互济”，讲所谓“团体的恋爱”。他严禁部下军官克扣军饷，强调军官要同士兵同患难，学耶稣为门徒洗脚，以高待卑的精神。 

　　同为借助宗教，冯玉祥跟唐生智不一样，他引进的是西方来的基督教，而且是比较开明的新教，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他的眼界，也折射了时代的印记。冯玉祥的军队，不仅纪律好，而且富有爱国精神，有着其他军阀部队所无法企及的精神面貌。但是，从本质上讲，冯玉祥的军队依然是旧的，并没有他所推崇的基督教那样的西化面目。他招兵跟曾国藩一样，只招那些来自落后地区的最闭塞老实的农民，一看手上有无老茧，二看脑袋后面有没有小辫（有辫子则显示闭塞不开化）。军官只用他自己亲自带出来的老粗，绝少用军官学校的学生，留学生更是没有立足之地，用冯玉祥自己的话来说：“老粗作事固无若何能力，惟处事尚能小心谨慎，亦不至有重大错误。”（注：《冯玉祥日记》，民国十六年，九月三十日。）冯玉祥带兵也具有浓厚的乡土风格，尽可能地跟部下混熟，基干的军官都能叫出小名，甚至经常跟士兵呆在一起，同吃同住。从某种意义上说，冯玉祥信奉的基督教，实际上是经过改造的农民式的基督教，所谓的“仁爱”和“互济”，都是乡土式的，洋溢着小农社会街坊邻居相互照顾的和谐气氛。 

　　晚清的军界，出身日本士官学校的留学生，一度很出风头。他们中间有些人沉淀成了军阀，不得志的有唐继尧、刘文辉、刘存厚和蓝天蔚，比较得意的有孙传芳和阎锡山。这两个人，在维系集团方面，似乎都有独到之处，孙传芳组织过“三爱党”，而阎锡山不仅在军队里有另一套的组织，而且在他统治下的山西，推行村治建设，很有声势，也很有成效。 

　　阎锡山对日本军国主义式的组织状况特别感兴趣，主政山西以后，在军政和民政两方面均刻意加以模仿。阎锡山维系意识的一大特点就是对组织、团体化的偏嗜。阎氏认为：“不结团体是我国人的大病，俗话说，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道理大错了，世上有许多事非结团体不能办。”（注：《山西村政汇编》，第1046页。）如果人人都被组织进各种名目的团体之中，则“自己既是团体的一分子，团体就是代表自己，所以服从团体就是服从自己。”（注：《山西村政汇编》，第10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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