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之后，中国完全进入了军阀时代。当控制北京政府的段琪瑞最后一次“武力统一”的尝试失败以后，北洋军阀表面上的团结不复存在。此后，军阀集团的分裂成为某种趋势，先是所谓的北洋系一分为三，然后是皖系因战败碎裂成若干个中小军阀，随后是直系分裂，冯玉祥倒戈，最后轮到奉系，郭松龄的反奉，差点毁了张作霖经营了多年的基业。主干的北洋系如此，其他的大小军阀也差不多，只要麾下的军队稍微多一点，就有可能控制不住局面，做督军的要兼手下一个主力师的师长，做师长的要兼一个主力旅的旅长，否则就可能人枪两空。那个时代的战争也别具特色，用当时外国记者的话来说，就是仗不是靠枪炮而是靠光洋和烟土来打的，战前收买对方的叛徒，成为各方战略性的部署，倒戈成为大小战事里免不了的一道风景。 

　　清末的行政改革和地方自治的推行，为军阀的滋生提供了合适的土壤。任何一支有点规模的军队，都可以方便地利用现成而且延伸到县以下的政权网络，为他们征粮征税，提供军饷。而地方自治的团体与机构，又恰好可以很便利地与军人结合，形成“军绅政权”（陈志让的概念）。这一时期的军阀割据，可以在从一个县到数省规模上实现，跟清末*的演变，不无关系。 

　　但是，清末*风云，也使得军阀*呈现出如前所述动荡不定的面貌。清朝垮台之前，传统道德的没落已经到了“人心丧尽”的田地，以至于号称“深仁厚泽”的满清王朝，在易代之际，除了某些绝望的满人之外，居然没有什么汉人官吏为之殉节，连残暴的元朝都不如。皇权的丧落，对人们心理所造成的影响，其实远非当时人所能逆料。不仅是使得几千年的儒家伦理处境尴尬，用1920年代当红的军阀吴佩孚的话来说就是“五伦缺了一伦”，更重要的是导致了一般人价值导向的迷失。尽管现代军阀本身是中国军事现代化的产物，但是，在这个现代化的过程中，军阀所得到的，除了现代兵器和使用技术之外，只是西方“军、师、旅、团”的编制，军阀团体的结合机制，却还是传统的，过去人们一直称之为“封建军阀”，在我们长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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