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意义上的集团，在传统道德没落的情景下，群体的维系不能不成为一个大问题。在当时，军阀对这个难题的解决，通行办法有两个，一是武力维系，即自己亲自或者让子弟掌握一部精锐的嫡系武装，随时敉平可能的反叛；二是利诱维系，即尽可能地对部下施以恩惠，进行物质收买。事实上，千年以前，唐末的藩镇和五代十国时的军阀也是这么干的。不过，这种老套路，前车有辙，并不灵光。藩镇的牙兵，最后往往变成了得罪不起、且玩自家于股掌之上的太上皇，稍有不慎，自家的脑袋先丢在他们手里。而利诱则惯坏了骄兵悍将，五代李嗣源父子空其府库赏赐军士，却落得个身死国灭下场的旧事，其实也不能算过去太久。 

　　其实用不着追溯历史，现代的军阀们自己就吃够了苦头。段琪瑞对部下不可谓不厚，直皖开战前，发双饷不说，还要赏酒席，发面包汽水，但是打起来却没有人为他卖命，一哄而散。每个军阀几乎都有子弟掌握的“亲兵”，但照样“你方唱罢我登场”，吴佩孚号称练了一支跟成吉思汗亲卫的怯薛军一样的亲卫部队，到了战败时，宝贝的“怯薛”还不是归顺了人家。 

　　跟那时的许多先进的中国人寻求救国真理一样，1920年代的军阀们则纷纷各寻门路，搜求某种枪炮之外的东西，以拯救传统道德缺失导致的维系危机。 

　　　　一、庙堂儒学与江湖义气 

　　北洋军阀的直系分成前直系和后直系，以冯国彰为首的前直系，实际上并没有跟皖系分家，所以，以曹锟为首的后直系，才是民国政坛上的要角，但后直系的灵魂，实际上是吴佩孚。吴佩孚是个出身山东农家的秀才，跟那些“海归”的士官生蓝天蔚、孙传芳等相比，他属于典型的“土鳖”，却又是土鳖中旧学底子比较厚的一个。在北洋系的高级军官里，像这样的制艺秀才，确属凤毛麟角。 

　　吴佩孚是因为口才好，能在大庭广众里讲话，而脱颖而出的，所以带兵相当注意“精神讲话”，这是他与北洋的前辈所不同的地方。由于他的地域和教育背景，他用以激励部下的“精神讲话”的内容，只能是传统儒学面貌的东西。不过，传统的儒家伦理在他的手中，经过一番修补和拼接，以便能适应民国时代的新环境。在他看来，民国虽然没有了君主，但中国人的五伦，并不是真的就缺了一伦，因为“君臣即上下之意，所以示差别也”，上下就等于君臣。“在学校里，先生对于学生为君臣，在军队里，长官对于部下亦为君臣。”（注：吴佩孚：《蓬莱讲话录》，《吴佩孚先生集》，台湾文海出版社，民国55年版，第191页。）既然长官与部下是君臣关系，那么儒家的伦常，就不再有什么缺损，“君纲一正，在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