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心和义气是密切相关系的，讲良心自然会讲义气。张作霖跟奉系集团的基本成员都是结义关系，这种关系到了双方即使是举兵相向，仍然可以原谅的地步。张作霖的绿林伙伴汤玉麟因反对张作霖实行文治，居然起兵造反，事败以后张作霖还是给汤玉麟官做。对于一个起兵反叛的部属，非但不开刀问斩，反而重新起用，这在其他军阀集团是不可想象的，其关键在于汤是张的把兄弟，而对于没有这种关系的郭松龄，张作霖就没这么仁慈了。有一回张作霖部下的一个旅长挪用了二十四万军饷*，输了个精光，正当他打算逃跑或者*时，被张作霖知道了，被张作霖一顿臭骂之后，该旅长表示要*谢罪，结果张作霖又接着骂道：“你小子太没出息，一个人的生命岂只值二十四万元，你跟咱们做事，还怕没钱用吗？你好好把军队带好，这笔钱我拨给你好了。”（注：《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第29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这就是奉系的义气，一种没有正义和不讲原则的“仗义疏财”精神。不过，在奉系的成员看来，奉系之所以为奉系，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精神，所谓“我们奉军讲的是爱国，有的是义气，只要人人爱国，大家有福同享，有祸同当，也就能打仗。”（注：《文史资料选辑》第50辑，第9页。） 

　　吴佩孚推行经过修补的传统道德维系部众，效果还是有的，但并不真正解决问题。因为虽然经过修补，可是作为传统道德基石的伦常，毕竟还是缺损的，只要吴佩孚无法证明自己就是君主，那么，部下对他的效忠就必然会打折扣。长官毕竟是有层级的，说忠于长官就是忠于君主，似乎君主太多了一些，效忠的层级也多了一些，随时随地，效忠的链条都有被截断的可能。 

　　张作霖的江湖义气也是如此。这种出自粗豪的东北地方文化的绿林结盟意识，在一定范围内对于凝聚团体无疑是有效的。但奉系毕竟是一大块土地的统治者，已经登上了上流社会的*舞台，所以，他们不可能永远保持第三社会游民的面貌。就像所有的游民一发迹便讲究礼仪一样，自打奉系成气候那天起，他们就开始了自身的儒化，延揽文士，提倡读经。同时，由于第一次直奉战争的失败，开始军队现代化，引进军校学生，提倡现代军事教育，往正规化的路上走。结果，儒化和现代化的努力，与集团固有的绿林意识打起了架，原来上不了台盘的呼卢喝雉这一套，不仅与他们将军、督军、巡阅使的身份不相符，而且时间长了，也维系不了这个过于庞大团体，新派老派的冲突日甚一日，最后终于引发了郭松龄的倒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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