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奋斗目标：大同理想高于近代化目标。伴随着对外开放的变化，知识阶层对近代化的认识不断加深，由最初的“以商制夷”、“以民制夷”、“以夷制夷”这些对近代化社会的对抗性认识，转变为提倡洋务，宣扬维新，达到对近代化社会的认同，到戊戌变法时，知识阶层已经获得一个明确而深刻的近代化目标，并将这一目标化约为国家政体、法律、教育、经济等一系列具体的改革措施。虽然变法失败，但变法的思想和纲领却成为近代历史的最终方向，无论晚清政府的改革还是袁世凯的新政，都包含了对维新变法的具体贯彻。

　　但是，具体的近代化方向在知识阶层中却遇到另一个思想——大同理想的干扰。近代知识阶层的领袖康有为最珍惜最引为自豪的创造并不是他领导的维新变法，而是其大同理想：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国家，甚至没有家庭的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今天人们都承认《大同书》有丰富的启蒙思想与反封建意识，和康有为维新变法有积极的关联，但人们很少注意到《大同书》中非理性的乌托邦思想与知识阶层对近代化的选择有何关系，这种关系我们只能从这个角度去认识：大同理想对人类终极的、乌托邦社会的肯定和向往，实质上包含着对现实的近代化目标超越性的否定。它通过对空想的绝对东面的肯定而形成对现实的相对东西的否定。奇怪的是，康有为的变法思想、孔子改制观念受到知识阶层中保守派的激烈攻击，而《大同书》尽管“秘不示人”却畅通无阻地传播，这无形中更阻碍了对近代化目标的努力。

　　⒊社会制度：对资本主义制度认可的同时也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整个世界范围中，近代化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引进的，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资本主义制度与近代化共存，因此，中国近代历史向近代化的努力就是向资本主义制度的努力。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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