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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在近代知识阶层对近代历史积极推动和变革的思想行为中，包涵着对近代化截然不同的两种选择。其一是对近代化积极认同的倾向包括新的工具理性、经世思想的滥觞，具体的近代化目标的制定，对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热切的向往，对发展新兴经济、新式文化的关注，以及对传统官僚制度和价值观念的批判。通过这些活动，知识阶层构造了一个朦胧的、初具形态的近代化模式，从其中特别指出建立近代国家政权体制与发展近代化经济的重要性来看，这个模式是完整的，中国近代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以及戊戌变法都是构造与物化这个思想模式的具体的历史行为。在这个选择的支配下，通过各个阶层的努力，传统社会向着近代化迈出可喜的、实质性的步子，例如*体制上工、商、邮电各部以及地方谘议局的建立，经济上造船、煤矿、航运等新兴实业的发展，教育上科举的废除、新式学堂的兴办以及大量留学生出国等等。由于中央政府的衰败，总体的规划陷于瘫痪，这些进步由关心近代化的政府官僚促成、先进的知识阶层围绕着这些官僚，为这些进步付出了艰难的努力。其二是对近代化超越性的否定，它包括在传统价值理性、批判意识支配下，在价值层面上对近代化的怀疑和指责；在民族主义口号下对自身无知、落后的自信，对欧美先进文化的敌视以及各种乌托邦理想对近代化的干扰。持这种想法的人渴望传统社会的变革。但对近代化却充满怀疑。作为种个人的观点，它表现为对人类道德和生命价值的关怀；作为一种社会思想，它认为近代化并不是人类完美的社会，它的唯物质主义、阶级压迫、对外侵略等特征是丑陋的，不符合人类天性，他们想绕开近代化，达到一个超越近代化的社会，这个社会可以吸收近代化的许多优点，同时必须避免近代化的缺点。如果说在近代史的早期，在冯桂芬、郑观应那里，一种理智的、现实的、对近代化的热切的追求占上风的话，那么经过自强、洋务特别是戊戌变法的失败，知识阶层中浪漫的、非理性的、超越近代化的要求日益上升。同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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