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东西方文化发展的根本差异，醒目地写道：“总而言之，到了19世纪，西方世界已经具备了所谓近代文化，而东方世界则仍滞留于中古，我们落伍了！”“近代”与“中古”，先进与落后，这就是当时东西方世界在社会和文化发展层次的比较上显现出的鲜明而深刻的反差。从此，追求近代化便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历史使命。但当时的中国人从官僚士大夫到村野市民无不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根本不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事，仿佛在西方发生的关乎人类进步与文明的历史变革是毫不关乎自己疼痒的。一场旷古未闻的民族厄运就这样降临了。此时此刻，传统文化中的根深蒂固的“夷夏大防”观念已完全蒙障了我们民族的眼睛，偏狭的独尊意识僵死了民族智慧的头脑。其实，西学渐东并非自鸦片战争后才开始的，15世纪以来西方传教士和逐渐增多的商船的东来即在某种意义上传达了这一信息。对此，中国正统士大夫集团的反应是根本不知轻重的。明朝后期宫廷中关于是否采用西洋历法的争论，最后竟以即使中国没历法也不用西历的意见做结，就很能说明这一点。
1840年开始的鸦片战争，堂堂中华帝国在外国的坚船利炮的进攻下，一败涂地。从此“夷狄”与华夏的关系就颠倒过来了。古老的中国文明面临着生机勃勃的外来文化的全面挑战，中国社会发生着深刻的危机。这不仅是生存的竞争，也是两种文化的抗衡，更是催促中华民族摆脱传统的束缚，实现自我更新的绝好机会。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天朝的迷梦已被惊破，闭关自守已不可能，唯有进行“高度的改革”，迎接挑战，“在国际生活中寻找出路”。但实际上，当时的正统士大夫非但没有顺应时势图改革、思进取，相反，他们却凭藉着精神胜利法构筑了一道心理上的“不可辱”的城墙，来抵消现实中的失败，从而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正如蒋先生所指出：“鸦片战争的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对外来文化的这种冲击做出相应对策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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