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李鸿章等人对西洋的军事器械有了真切的了解，意识到中国正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明确提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的主张。在他们推动下的变革活动被称洋务运动。其实，洋务派的改革是相当有限的，他们自幼接受的儒家文化早已浸透到骨髓之中，他们无力承担起变革祖传家法的历史重任；他们以为不要进行社会和文化的改造，只在封建统治内部修修补补，就可以使儒家传统万无一失，从而步入近代社会，这无疑是痴人说梦。然而，历史地看，我们又不能不承认比之于封建顽固派，他们的确进了一大步，因而受到了激烈的辱骂；他们那些微小改革受到了重重阻挠，以至当时较清醒的对待西洋文化的有识之士郭嵩焘，曾纪泽等人竟被视为“有二心于中国”的“汉奸”，使得他们只得怀着无限的凄凉和怨望面向苍天发出绝望的呼号：“天下知我心者其谁！”由此，我们似乎理解了蒋先生对洋务派的一段痛苦的分析：“倘若当时的领袖人物更新，更要进一步地接受西洋文化，社会能容许他们吗？社会一定要给他们更大的阻碍。他们所行的那种不彻底的改革已遭到一般人的反对，若再进一步，反对一定更大。”这样看来，洋务派的失败实在是命中注定的。

　　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恶浪激起了改良派变革中国*的热情，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痛苦地反省了延续数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的祸害，接受了资本主义制度文明的现实，主张效仿英、日，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但外国的武力征服，激起了我们民族强烈的排外情绪，其结果是，中华民族向西方列强争取独立自由平等的奋斗可悲地成为抵制先进文明，千百万民众的流血牺牲只换得统治者一时片刻的精神幻梦的满足。爱国竟导致了祸国，正义几至演成荒诞，固守传统却使近代化的追求归于失败，这难道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我们深切地感受到，近代历史的发展已把过去包治百病的儒家文化逼入了困境，它已伴随着封建制度的僵死丧失了生机。但旧社会强大的惯性，旧文化深厚的基础，竟扼杀了一代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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