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初,太平军进攻长江下游最富庶的苏南地区和江浙地区,引起该地区官员、富绅和百姓由苏南地区和江浙地区逃亡上海。两江总督何桂清率先由常州逃亡苏州,在苏州遭拒后,再逃亡上海,“继何之后,所有本省仍然活着的官员,似将陆续来到上海”,[29] “苏省新署官僚,皆集上海城内”。[30]
忠王李秀成进攻上海时,曾颁布安民告示。其《布告》称:“天京以及各处子女大半迁徙苏都,又由苏都移居上海。”[31]
第三次是李秀成进攻上海,引起官员、富绅和百姓由上海及上海周围县城向上海租界逃亡。《北华捷报》报导:“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从苏州河北边涌入租界”,“希望跑到外国租界得到保护”。[32]当时上海租界内的侨民约1,500人左右,而逃亡至租界内的中国难民最高竟达50万之众。
在逃亡的难民中,有不少江浙、苏南一带的官僚、富绅和地主,如钱鼎铭、杨坊等。难民逃亡的结果,江浙及苏南地区大量的游资由江浙、苏南而至上海,再由上海而至租界,最后在租界沉淀并积聚,上海弹丸之地成为“通省子女玉帛重器之所聚。”[33]
为了生存,华人在租界内置地建房、投资商业,租界迅速地繁荣起来。“上海租界在刚结束的一年内所经过的改变是惊人的。每条大马路上都有高大的洋房兴建起来,中国行庄的数目也大有增长。这些表明租界的财富日益增长和重要性的迹象,可以从每天都有新行庄开张、新公司成立的情况而得到证实。所有这些新开张的行庄都是营业鼎盛,而所有这些新成立的公司,又都是完全依靠当地的财源筹集资本的。”[34]太平天国战争使江浙、苏南一带的巨大财富尽入上海,并在上海,主要是在租界沉淀,大量的资金和充裕的劳力使上海在开埔以后迅速繁荣,迅速走向近代化。
当然,上海的近代化不是太平天国的主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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