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运动具有片面性,目的也是维护清王朝的,但是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民用企业的设立、近代教育的开办。清朝封建政权的性质开始有所转变,洋务派的认识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在此过程中,中国早期维新思想家成长起来,王韬、薛福成、郑观应、马建忠等人与洋务派有着极深的关系;康有为、孙中山也对李鸿章寄予过厚望。甲午战后,深入改革的呼声不仅发自维新派,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盛宣怀等洋务人士也提出了变法要求。李鸿章也说过:“至于根本至计,尤在变法自强。”《《复钦差出使美国大臣伍秩庸》,《李文忠公尺牍》第31册。》洋务派与维新派的变法要求,除了在“民权”、“议院”问题上有分歧外,基本一致,双方未尝不可求同存异、互相沟通、互为奥援。但是双方只有过短暂的沟通便分道扬镳了。究其原因,主要是战后洋务派势力大减,声誉扫地,维新派不屑与其联合,受其支配。在中国搞任何改革,如果得不到实权阶层的理解、支持,便寸步难行。假如维新运动获得洋务派支持的话,改革可能会变得温和一些,步伐虽不至迈得太大,但会很稳健。总之,洋务派的失势使中国近代化的发展面临着更大的阻力。
(二)洋务运动的过早结束,削弱了中国近代化进一步发展的物质基础。洋务运动期间大规模舰队的编练,大型企业的建立,曾受到世界的瞩目。尤其是亚洲最大的钢铁企业——汉阳铁厂建成时,西方称之为比强兵劲旅更为可虑的“黄祸”。《《东方杂志》第7期,第66页。》但甲午战后,由于财政上的原因,这种大规模的建设便停止了。
战后洋务企业不仅不能发展,连原有的成果也难以保全。由于这些企业多是效益不佳,此时的清政府无力再承担亏损的包袱。1895年6月,清政府发布上谕,决定将民用工业“从速变计,招商承办”。《《东华续录》,光绪朝卷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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