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还劝其他维新派人士“不必作此无谓之讥评,于西边一切犯忌之事,尤望检点,勿以牛毛细故,致令依违不定之新政,自我而扫除净尽”。《《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上册,第354—355页。》洋务人物张之洞也劝其放弃孔子改制理论,停止使用孔子纪年。但这些规劝却招来了维新派的反感,于是维新派与洋务派分裂了。
(三)组织上不成熟。维新派虽有强学会、保国会等组织,但其成份复杂,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如北京强学会内而依援翁同龢,外而拉拢张之洞,此外还活动过李鸿藻、王文韶、刘坤一、宋庆、聂士成、袁世凯等人。这些官僚动机各异,互相援引,从中垄断、控制,加大了组织上的复杂性。领导这样一场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仅需要有一个坚强的组织,还需要领导者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实际活动能力。在这一点上维新派远逊于洋务派。他们为了壮大声势引来了各种势力集团的人物,但又难以控制,最后只能用“划清界限”来保持组织纯洁。而这样做,实质上又孤立了自己。除了宣传外,其他工作做得很少。一旦厄运临头,便束手无策。吴汝纶曾致函李鸿章:“都下近多新政,初疑吾师与谋,及见所拟章程,则皆少年无阅历者所为。”《《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卷2。》可见当时社会舆论对维新派的轻视。
主观情况如此,当时中国的客观环境可以接受这个早产几吗?回答同样是否定的。到维新运动兴起之时,中国还没有面向大众的、与资本主义经济相适应的教育事业,也基本上没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刊于光绪初年、曾深远地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的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根本没有提及西学。人民的思想还停留在封建时代,更何况维新派的改革与他们的利益也没有直接关系。这样,维新运动便局限于具有资产阶级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里,改革不为大多数人所理解和支持。相反,反对改革的言行在当时有着很深厚的社会基础。所以,封疆大吏敢于对新政上谕,或借词推托,或粉饰应付,或置若罔闻。虽然甲午战后统治者也不同程度地认识到改革的迫切,但他们还不能接受康有为的变法的主张。即使光绪帝、翁同龢与维新派也不是没有分歧的。况且帝党在清廷中央基础脆弱,不堪一击。在这种情况下,富有*斗争经验的洋务官僚眼见对维新派劝告无效后,便疏远了他们。
总之,从主观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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