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的进一步开放和洋务运动的兴起并未给人民带来利益，相反却使人民受害。在此期间，农村自然经济解体，城市手工业破产，对历史发展而言，这是进步；对人民来说，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铁路的兴建、轮船的启用使内河、运河航运顿成萧条，沿岸城镇急剧衰落，运输工人纷纷失业。他们生计断绝，辗转城乡，挣扎在死亡线上。外国传教士深入穷乡僻壤，招徒入教，包揽词讼，引起民教关系紧张。中国农民感觉到：“自有洋人入中国以来，便给中国带来不安和扰乱，便给中国农民带来困苦和艰难。他们不认识帝国主义，却认识了洋人。洋人在他们的认识中便是帝国主义的代表”。《《李大钊选集》，第566页，转引自陈振江等《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第25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于是，仇洋排外情绪在民间蔓延着，而甲午战败及接踵而至的瓜分狂潮无疑进一步煽动着这一情绪。

　　维新运动被镇压后，顽固派与洋人在旧恨之上又多了“新仇”。列强庇护了维新志士，干预了废掉光绪帝的企图，不承认“大阿哥”的地位，这使顽固派的野心难以得逞。他们更加痛恨洋人，其中刚毅“日言仇洋，见谈洋务者皆斥为汉奸”，《李希圣《庚子国变记》，第35页，神州国光社1951年第四版。》其他顽固派也“仇视西人，时时有杀尽之想”。《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四），第18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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