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们的思维方法受极左路线的束缚和干扰。对李鸿章的评价一概否定、贬斥，骂他是个卖国贼。既然定性了，他当然就不再存在什么爱国主义的东西。过去我也是这样认识的，这种简单的思维方式应该抛弃。李鸿章作为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在他的身上是否存在着爱国、误国、卖国这三个方面的矛盾现象？这就是说，李鸿章有爱国之处，也有误国之处。比如，甲午战争期间，李鸿章作了些准备，但又把战争的胜利寄托在其它帝国主义列强对日本政府的干涉。特别是对沙俄帝国的幻想。这不能说不是李鸿章的一个重大失误之处，也是甲午战争战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李鸿章是否有卖国之处？《中俄密约》是一个重要问题。多年来用了由沙俄大臣维特写的一条材料，说李鸿章之所以与沙俄帝国签订《中俄密约》，是受了沙俄政府给他三百万卢布的贿赂，但这条史料是个孤证，没有旁证，如果这是事实，它大大便利了《中俄密约》的签订，而《中俄密约》对中国主权的丧失是巨大的。这就很难说不是李鸿章的卖国行为，但只有沙俄的孤证，还不能轻易地下结论。因此，李鸿章究竟有没有卖国，有待于《中俄密约》签订过程中史料的进一步挖掘。至于其它条约的签定，很难给李鸿章扣上卖国主义的帽子。因为在那样的历史环境中，不管谁去，都无力回天，改变不了现状。

　　从上面这些情况来看，评论李鸿章还有必要对他进行心态分析。比如，在多次战争中，李鸿章一方面准备迎战，临战时，又寄希望于和平，没有打仗的决心，在他看来，这些战争，不是中国打不过别人，就是清廷不想打，所以有人说，李鸿章一些迎战的准备是作虎蹲深山的养威之势。戊戌变法期间，李鸿章看西太后面色行事，但也同情康有为，爱惜梁启超的才华。这些，可从李鸿章的心态进行分析。前不久，黎澍同志在《历史研究》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说到李鸿章与孙中山的关系，黎澍同志说，李鸿章与孙中山有一种默契，孙中山曾见到了李鸿章，并作过较长时间的交谈，我就给他回了一封信说，这作为一种说法是可以的，但没有确证。历史心理学，二十年代起始于法国，八十年代传到大陆。其实早在太史公著的《史记》对刘邦和项羽就有过精彩的心理描写，但作为一门专门学科，是新近才传到中国来的。对一个历史人物，特别是复杂的历史人物的研究，进行心态分析是很重要的。

　　过去说李鸿章崇洋迷外，投降卖国，铁证如山，我相信了。现在大幅度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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