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均势原则虽然往往成为某些实力派大员（比如李鸿章）对外妥协的借口，但亦有利用这一原则为中国争回利权的外交事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俄伊犁交涉。

    1871年，沙俄趁新疆动乱之际，悍然出兵占领了我国伊犁地区，妄图长期霸占。1878年，在左宗棠以武力收复天山南北两麓的大好形势下，清政府派崇厚赴俄举行收回伊犁的谈判。结果，昏聩无能的崇厚在沙俄的诱逼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消息传出，举国哗然。清廷部分官员与知识分子强烈要求拒绝接受条约，严惩崇厚。他们对当时的国际形势进行分析后指出，“兵端一起，商务必因之窒碍。在中国之商务，英为巨擘，普美次之，苟两大交兵，旷日积时，列国必不能允待，当必从而图之”。只要英美两国肯“据万国公法以与之争，俄人当不敢轻举而妄动也”（注：王韬：《补上郑玉轩观察》，《弢园尺牍》卷12，第21～22页，光绪二年铅印。），因而建议清政府利用这种均势，改派使臣，重开谈判。随之清政府任命曾纪泽兼任驻俄公使，赴俄谈判。在谈判过程中，曾纪泽一方面抓住这种复杂微妙的国际局势，努力做好争取世界舆论的工作；另一方面也讲究外交策略，既依据国际公法据理力争，又不给俄人以挑畔的口实。最终取得了谈判的胜利，签订了中俄《伊梨条约》，亦即《中俄改定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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