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受均势论的基础上，晚清外交官员及关心外交事务的知识分子也开始运用这一原则，对当时的世界形势进行观察和分析。王韬在《英重通商》一文中说：“今日泰西诸国互相牵制，英以通商为重，而离法之后，其势稍孤；法自为民主之国，渐改其好大喜功之习；美则素来自守，不尚并兼；俄自攻土之役，未免与英失欢，且亦隐相忌嫉；普虽胜法，尚未见其飞扬跋扈也”（注：《弢园文录外编》卷4，第20～21页。）。认为“盖在今日讲天下大计者，不患在英法，而患在普俄。”鉴于这样的国际局势，他提出了联日结英拒俄的外交主张，“中国如能结好英、日，以彼为援，互为唇齿，然后励精图治，发奋为雄，盛兵备，厚边防，乃足以有恃无恐”（注：《中外合力防俄》，《弢园文录外编》卷4。）。“诚如是也，则彼之待我自当与欧洲诸国等”，中国即使不与列强援引万国公法，也已“自入乎万国公法之中”（注：《英重通商》，《弢园文录外编》卷4。）。同时代的郑观应、钟天纬、陈炽等人也大都持此种观点。甚至到了戊戌变法时期，连康有为这样具有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人士也这么认为。与此不同，薛福成虽然也注意到了英俄两国全面对峙于欧亚的世界格局，但他却认为当时对中国威胁最大的不是俄国，而是日本。因之主张“与其多让于倭而倭不能助我以拒俄”，“何如稍让于俄而我因得借俄以慑倭？”（注：《代李伯相筹议日本改约暂宜缓允疏》，《庸庵文续编》卷上，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尽管他们的具体主张并不完全相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他们都主张联合一方防范另一方。很显然，他们的目的在于以最小的损失为中国换取最大的发展空间。列宁曾经说过：“有各种各样的妥协。应当善于分析每个妥协或每个变相妥协的环境和具体条件。应当学习区分这样的两种人：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减少强盗所能加于的祸害，以便后来容易捕获和*强盗；另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入伙分赃。”（注：列宁：《*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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