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者，皆归地方法律管辖”（注：《清季外交史料》卷120，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26页。）。而西方各国设在中国“统辖商民”的领事，“权与守土官相埒；洋人杀害公民，无一按律治罪者”。这种“洋人归领事管辖，不归地方官管理”的特权严重破坏了中国的司法独立（注：薛福成：《筹洋刍议·约章》。）。对于这一问题，洋务运动前期，李鸿章、薛福成、王韬等人就有明确认识。1882年，曾纪泽在办理外交时进一步指出，列强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乃“系交涉之变例，为欧美两洲各国之所无”（注：曾纪泽：《曾纪泽遗集》，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97～198页。）。后来，黄遵宪、陈炽等人也都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都列举了这一特权给中国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要求政府依据国际惯例将其废除。
随着中外交往的增多，晚清外交官员能够认识到的国家主权范围也越来越广，萌发了近代领海、内河及铁路、电信等主权意识。应该说，由于主客观等方面的原因，这种认识还十分有限，但仅从他们接受并运用这一原则展开外交斗争这一点来看，他们已初步具有了近代民族意识，而这一点恰好是晚清外交近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二、使领制度的确立与海外华侨的保护
使领制度是近代外交体制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之一，但直到国门洞开，西方各国向中国派驻公使、领事已成定例的19世纪60年代，由于“未悉洋情，受彼欺蒙”，中国与各国订立的条约中，仍然只有“彼在中国设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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