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4月，在处理普鲁士与丹麦在中国领海的商船之争时，奕诉曾初步提出过国家主权问题。1875年3月，李鸿章在处理马嘉理案时又提到，马嘉理未经中国地方官同意，擅自带领武装探路队深入中国内地，“不独有违条约，亦显悖万国公法。……中国自主之国，岂容他国无故调兵入境？”（注：《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15，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1页。）郑观应也说：“公法者，彼此自视其国为万国之一，可相维系，而不可相统属之道也”，“各国之权利，无论为君主，为民主，为君民共主，皆其所自有，而他人不得夺之。以性法中绝无可以夺人与甘夺于人之理也。”（注：郑观应：《公法》，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这里，他已明确表述了国家主权平等的思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最早和最强烈引起中国人注意的国家主权是协定关税、利益均沾和治外法权等问题。

    关于协定关税问题。按照国际法，“凡世界之内名之为国者，无论为强大为弱小，为自主为藩属，无不有自定税则之权”（注：《论加税》，《皇朝经世文三编》卷44，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22页。）。而1843年中国与英国签订《五口通商章程》确定关税税率时，由于不熟悉西方惯例，“亦未深思自有之权利，竟将进出口税一律征收”（注：《李文忠公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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