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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的输入与中国外交近代化的起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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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0:32:4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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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语，而无我在外洋设领事之文”（注：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214页。）。国际法传入后，近代中国人对西方使领制度有了初步了解，从而也萌生了依据国际公法和外交惯例向国外派驻公使、领事的想法。晚清时期最早提出这一要求的是郑观应。19民纪60年代，他就提到，近代以来，各国均在中国设立领事，保护商民，而中国出洋民人却得不到应有的保护。现在，“中国既与欧洲各邦立约通商，必须互通情款，然无使臣以修其和好，联其声气，则彼此扞格，遇有交涉事件，动多窒碍。是虽立有和约，而和约不足恃也；虽知有公法，而公法且显违也”（注：《郑观应集》上册，第124页。）。为此，他建议清政府仿照欧洲各国，“于海外各国都、各口岸，凡有华人贸易其间、居处其地者”派遣公使、领事，以便“遇有殴争、欺侮、凌虐诸情节”时，能够及时“照会该处地方官，按照万国公法，伸理其冤，辨析其事”，“倘有不遵公法格外欺凌者，即电禀驻扎该国公使及京都外部大臣力争，争之不从即告国会公订”（注：《郑观应集》上册，第21页；下册，第581页。）。这一时期，王韬也建议清政府向英、法、俄、普、美五国简派公使，以便“达外情于中朝”，“布中情于远地”（注：《遣使》，《弢弢园文录外编》卷2，1925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第214页。）。后来，薛福成对于英国等列强不许中国向南洋派遣领事的做法提出批评，认为这是“明明不以万国公例待中国也”（注：《答袁户部书》，《庸庵海外文编》卷3，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要求在香港、新加坡等南海濒海要区设立领事。在他们的推动下，加之对外交涉的需要，1875年，清政府任命郭嵩焘为出使英国钦差大臣，由此迈出了向国外派遣常驻使节的关键一步。从这时起，清政府在其最后30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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