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中的两篇奏折,就反映了汤若望为清廷服务的情况。顺治元年八月十九日,汤若望在奏折中写道:“修政历法远臣汤若望谨奏为刊历自有职掌,微臣揣分难胜,谨据实控辞,以期无误颁行大典事。”清廷在奏折上明确批示:“推算天行,当以新法为准。至于刊刻历日自是该监职掌,何得诿卸?礼部速传饬行。”[1] 从此,汤若望既要为清廷修订历法,又要为清廷刊刻历日。
顺治二年十二月,汤若望向清廷详细汇报了他的占候结果,认为隆冬瑞雪未下,容易发生灾疫,此皆有干天和所致,故阴阳失调。建议“皇上虔诚修祷,敕下大小臣工省刑薄罚,赈恤穷黎,庶天时人事立可见瑞兆于圣朝矣。”[2]
汤若望竭诚为清廷效力,赢得了顺治帝的器重和礼遇。除任钦天监监正之外,他先后被加封了太常寺卿、通议大夫等品衔。顺治十年(1653年),钦赐“通玄教师”称号,后又授通政使,进秩正一品。真可谓青云直上,恩宠已极。
汤若望创造性地执行了利玛窦的传教策略,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从顺治八年(1651年)到十四年(1657年)冬,他不仅成为顺治帝身边一位备受宠信的老臣,而且与顺治帝建立起了一种亲密至诚的个人关系。顺治帝亲切地称呼汤若望为“玛法”(满语,可亲可敬的尊者、长辈),不仅特许“玛法”在必要时随时进宫谒见,而且多次亲临馆舍向他叙谈求教。仅顺治十三、十四年两年间,就登门亲访达24次之多。
顺治帝在与汤若望等传教士交往的过程中,认识到他们所具有的科学知识的价值。时值清朝建国之初,百废待兴,清廷十分重视网罗人才。传教士既有才能,又愿意为清廷服务,且忠于职守,顺治帝因此予以重用。顺治帝重视的是他们的科学技术,赞赏的是他们“始终不渝,孜孜之诚”的精神,并把这种精神与儒家学说的忠君思想联系起来,希望清朝官员以此为楷模。由对传教士个人的好感,而延伸为对天主教的宽容,顺治帝为传教士赐地建堂,御制碑文,客观上为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营造出一个相对有利的环境。但同时他又在碑文中明确表示,他所服膺的是儒家学说,而不是佛教、道教,更不是天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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