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年（1689年），康熙南巡。途中，他遍寻教堂，召见传教士。这实际上是他对各省天主教状况的一次实地考察，是在广大臣民面前公开表示他对天主教的兴趣与好感。

三十一年（1692年），康熙颁布了著名的“宽容敕令”，公开解除了禁教令，允许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这道敕令，在入华传教士的眼中，它标志着天主教在中国的“黄金时代”的到来。但实际上，它的含义是耐人寻味的。它着重强调传教士为清廷做出的贡献，并没有对天主教这个宗教做出好评。它仍然属于“因人容教”，带有酬谢的意味。

不过，康熙的思想并未停留在一个地方。随着他与传教士关系的发展，他对天主教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曾为教堂亲题匾额、对联、诗词。从这些文字看来，他不仅对天主教教义有一定的了解，而且可以说已有认同的迹象。

在他看来，儒学讲苍天、上帝。天主教讲天主，与中国的儒学并不矛盾，至少与中国的天道思想是相近或相似的。他多次说过：“尔天主教徒敬仰天主之言与中国敬天之语虽异，但其意相同。”[5]

然而，传教士内部的礼仪之争却使这一局面迅速逆转。为了便于在中国传教，以利玛窦为首的一批耶稣会士顺从中国礼仪，对教徒的祀祖、祭孔、敬天均不禁止，并以天或天主来称上帝。但是，一部分传教士则斥为不当。康熙末年，礼仪之争达到高潮。康熙帝深切地感受到天主教与中国儒家思想的严重对立。他对大臣说道：“汝等知西洋人渐渐作怪乎？将孔夫子也骂了。”[6]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教皇克莱孟十一世派特使多罗来华，发布禁条，实行干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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